引言：
林彪的《“571”工程纪要》对谋害毛泽东的计划作了周密的部署，一道又一道杀手潜伏在毛泽东“南巡”的路上。然而，毛泽东却镇定自若，机智、巧妙地粉碎了林彪的政变阴谋。如果将“9·13”事件拍成一部电影的话，那将是十分惊心动魄的。至于毛泽东当年何以能如此灵机妙算，料事如神，至今仍是一个谜——
1971年9月，林彪一伙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，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。在这场斗争中，野心家、阴谋家林彪及其一伙是怎样策划阴谋，又是怎样以自取灭亡告终的呢？
追溯一些往事，我们就会发现林彪一伙为发动反革命政变，早已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：
——还在1966年8月，林彪、叶群就勾结江青，采用极为卑劣的手段，第一个捏造材料诬陷、迫害当时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。
——1967年5月13日，林彪、叶群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为“三军造反派”的“领袖”，吴、李、邱当即向林彪表“忠心”。1968年黄永胜来北京后，加入了这个行列。黄，吴、李、邱成为林彪的“四大金刚”。林彪还勾结陈伯达作为他的“军师”。他指挥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一伙，多方串联，网罗一批死党，为他篡权服务。
——早在1966年5月，林彪、叶群就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，从中研究搞反革命政变的伎俩。
——1969年10月17日，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令，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，并宣称：“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，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、指挥”，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。
在林彪的指使下，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到处吹捧林彪是“非凡的天才”，“是一个可以和马克思、恩格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”，宣扬什么恩格斯、斯大林、林彪“三大助手”中“林彪是最光辉的助手”。
与此同时，黄、吴、李、邱还在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，为林彪篡夺最高权力，大造舆论攻势。
林彪及其死党，就是这样在“十年动乱”的最初几年里，表面上“语录不离手，万岁不离口”，而背地里却在千方百计地阴谋夺权。这一切，当时善良的人们是想都不会想到的。
1970年8月下旬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，林彪认为夺权时机已经成熟，就亲自出马，带领他的死党，向全会发动了突然袭击。他们不顾毛主席早就多次提出，并得到党中央同意的关于修改宪法、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和要求，利用他们的地位，抛开会议原定的议程，抢先发难。
8月23日全会开幕，林彪第一个抢着在会上讲话，别有用心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。
8月24日，在林彪指挥下，陈伯达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按照统一的口径，同时在几个小组会议上发起“攻势”。当时的情况，就像毛主席形容的那样，“大有炸平庐山，停止地球转动之势”。
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的这场“攻势”，是反革命夺权性质的严重事态，其目的就是要为林彪抢夺国家主席的职位。林彪的这一阴谋，在庐山会议前的1970年7月叶群和吴法宪密谈中就讲得明明白白：“如果不设国家主席，林彪怎么办，往哪里摆？”
但是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党中央很快察觉了他们的阴谋。
8月25日，毛主席为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批判了陈伯达在全会上散布的一些谬论，并找林彪谈话。
周总理也连续找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谈话，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出检查。会议前一段留守北京的黄永胜刚上山不久，见势不妙，赶忙销毁了他早已按林彪的旨意，准备好上庐山“开炮”的讲话稿。
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的这场反革命抢班夺权丑剧，只有两天半的寿命，就此告终。
9月6日，九届二中全会结束，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。脸色苍白的林彪，在山间别墅里成天耷拉着光秃的脑袋。疯狂一时的叶群哭丧着脸，一筹莫展。林立果气急败坏地骂着：“都怪叶群瞎指挥，就想出风头，抢头功，接下来要倒大霉了！”
然而，林彪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。他在山上就对吴法宪说：“搞文的不行，那就搞武的！”
9月7日，林彪带着叶群悻悻地离开庐山，黄、吴、李、邱为了表忠心，专程赶到九江机场送行。在临行前，叶群特意安排了一个明志仪式，他们把林彪簇拥在中间，在机舱内合了一张影，表面是留作纪念，实在是留下断了几人的后路，不给他们下贼船的机会！
林立果也亲自开着汽车 ，在去庐山仙人洞的路上，对7341部队政委王维国和7350 部队政委陈励耘说：“看来这个斗争还长，我们要抓军队，准备干！”
1971年2月，林彪悄悄地带着叶群、林立果，来到苏州的一所别墅，一家三口开始秘密策划血腥的反革命武装叛乱。
林立果是1967年3月到的空军，那时他还不是党员，但吴法宪却罔顾党组织的纪律，将他安排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。
4个月后，吴法宪亲自作介绍人，把林立果发展入党，为他日后开展夺权阴谋行动铺路。
1969年，才到空军工作三年，年仅25岁的林立果，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吴法宪竟然公开宣布，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，并要求所有空军指战员以林立果马首是瞻。
当时，空军广大指战员是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在背后编唱一首打油诗，来嘲讽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行为，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慨。
打油诗说：“一年是兵、二年入党、三年当上副部长、四年能做太上皇”，林立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后，又加了一句：“五年活该见阎王”。
林立果犹如坐火箭式的升官后，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，很快便在空军发展了周宇驰、王飞、刘沛丰等人，并结为了死党，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行动队，还美其名曰为“调研小组”。
林立果为了给这群死党洗脑，竟然偷偷他们组织观看颂扬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电影《山本五十六》和《啊，海军》。在看完电影后，林立果犹如打了鸡血般，狂傲地说：“我们也要有江田岛那样的精神，从今天起我们就是‘联合舰队’了！”
1971年3月21日，林立果奉林彪的命令，带着“联合舰队”的人，秘密来到了上海巨鹿路的一栋楼房的密室里，与“联合舰队”的主要成员周宇驰（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），于新野（空军司令部副处长）和李伟信（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），密谋制定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。
林立果煞有其事地向“联合舰队”分析当前形势时说：“现在首长（指林彪）接班有三种可能： 一是等个五六年，那人死了，和平过渡地接班，但其中的变数太大；二是首长被赶下台，被其他人摘了桃子，大家都只有完蛋；三是我们自己实施提前接班行动，想办法干掉B—52 （诬蔑毛主席的代称），直接武装起义”。
“首长有什么指示？”周宇驰神情严肃地问道。
“首长指示我们按照提前接班计划来。”林立果说着看向于新野：“首长很器重你，让你根据当前的形势，写个实施计划出来！”
经过了一整夜的密谋，这伙人最终确定了武装政变的计划，林立果还给这个计划取了一个名字“571”，是武装起义的谐音。
两天后，在林立果的组织下，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，它的代号是《“571”工程纪要》。
这份《纪要》不仅缜密地分析形势，严格地规定了实施要点，还编撰了专门的口号。林立果看着这份《纪要》，欣喜若狂地说道：“‘B—52’对我们是不放心的，我们必须先发制人，通过军事行动夺取全国政权，就算是出现了意外，也要制造割据局面”。
这份可怕的《纪要》还强调，不管有没有准备好，也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，也要破釜沉舟，必须把“B—52”杀害。
1971年3月31日，林立果根据《“571”工程纪要》，决定建立司令部，并在上海召集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、7341部队政委王维国、7350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。
这里要特别赘述下江腾蛟这人，他早在几年前，就因为反军乱军而被解除职务，可林彪现在却给了他极其特殊的恩宠，实在令人觉得可笑。
在林立果召开这次密会前夕，江腾蛟哄骗相关监管部门，以去上海治病为由，乘坐吴法宪给他派的一架专机，离开北京前往上海，可一下飞机，他就脱离了监管同志的视线，由专人秘密送进了上海新华路的一幢楼房里。
这次会议开了一整夜。林立果在会上犹如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样，斗志昂扬说：“这是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，决不允许失败！”。
在林立果的主持下，这次会议确定了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；上海由王维国指挥，杭州由陈励耘指挥，南京以周建平指挥，江腾蛟则被封为第一线指挥，负责上海、南京、杭州三点的联络，指挥协同作战。
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宣告成立后，这伙歹人走进餐厅豪饮庆祝。席间，林立果得意忘形地说：“我们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‘三国四方’会议，让我们为了胜利干杯！”话音未落，几人发出了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。
从此，林彪一伙为准备反革命政变，进行了花样百出的各种阴谋活动：
在上海，林立果命令王维国选拔了一批人，组成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“敢死队”，并将这批人送到新华一村，秘密进行捕俘、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、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。
在广州，林立果命令广州民航局政委米家农也组织了一支战斗小分队，并多次要求队员向林彪、林立果宣誓效忠，并且制定了小分队独有的联络暗号、密语和誓词、队歌。
不仅如此，林彪还命令林立果、周宇驰等人，相继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北戴河等地，建立了十多处移密据点，用以收集情报，训练骨干，策划各种阴谋活动。
林立果根据林彪的指示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等地，组建了自己的情报网，并盗窃了大量通信装备器材，私调了几十条专线，进行窃听、监视等特务手段，搜集情报，掌握动向。
与此同时，林彪也没有闲着，他在北戴河秘密修建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，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，并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。
从1971年3月到9月初，林彪一伙派出林立果、周宇驰、 江腾蛟、刘锦平（原民航总局政委）、王维国、陈励耘等十多名死党，先后分别流窜到全国各地，对自己在战时的老部下，进行反革命游说和阴谋活动。
至此，林彪一伙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，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部署，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就要开始了.......
1971年8月14日，毛主席乘坐的专车从北京开出，跨过黄河、长江，向祖国南方驶去.......
8月16日，毛主席到达武汉，停留了10天。他在这里先同湖北、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5次谈话，据当时在毛主席身边的同志介绍，毛主席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，指名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。
毛主席说，他们“是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纲领的，他们心里有鬼，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，急于夺权”。
毛主席还说，“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，几个大将作了检讨，但吞吞吐吐，林彪不开口，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，不信你们看着吧，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，还没有解决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，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部队造反！”
谈话结束时，毛主席还特别交代，他的谈话内容，大家都先不要传达，必须严格保密。
8月27日至9月2日，毛主席在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南、 广东、广西、江西、江苏、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。在长沙的时候，毛主席当着大家的面，直截了当地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、政委刘兴元：“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，来往这么多，黄永胜倒了，你们得了？”丁、刘二人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。
9月3日，毛主席从南昌到了杭州，一些曾经多次接待过 他的工作人员，纷纷前来看望，向他谈了一些情况。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，毛主席在杭州同当地的负责人谈话的情况，同在其他地方的情况迥然不同。他特别讨嫌那个鬼鬼祟祟的陈励耘。毛主席面对面地查问了陈励耘的经历，并直接问他：“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？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，有你陈励耘，有上海的王维国，还有海军的什么人。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”陈励耘狼狈不堪，答非所问。
杭州的景色依然那般秀丽动人，可毛主席却在这里闯进了“龙潭虎穴”！
林彪的死党、“三国四方会议”上确定镇守一方的陈励耘，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，直接指挥着“警卫”毛主席住所的工作。
这时，林彪一伙正在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“南巡”路线，窃取他在各地的谈话内容，以便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选择时机。
1971年9月5日深夜，一条电话线在传递着两个死党的通话。北京的于新野正在向广州的顾同舟（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）探听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，并随即密报叶群、林立果。
顾同舟还把毛主席的谈话整理成一份记录稿，让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，乘飞机到北京，交给“联合舰队”。
9月6日凌晨6时许，武汉东湖宾馆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。那是从北京专程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，正在听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密报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。
李作鹏听完后，急得团团转。当天他一返回北京，就把刘丰密报的内容告知黄永胜、邱会作。黄永胜拿起保密电话机，又将这一情报立即传给了在北戴河的叶群。
林彪、叶群接到黄永胜和顾同舟的密报后，心慌意乱，深夜策划，下决心乘毛主席还在各地巡视的机会，对毛主席下毒手。
这是1971年9月6日，毛主席正在杭州。接着来的六天是惊心动魄的6天，一天比一天紧张。
9月7日，林彪指挥林立果向“联合舰队”下达了“一级战备”的命令。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电话机与黄永胜通话，随后，黄又同李作鹏通了话。
9月8日，林彪用红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下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：“盼照立果、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。”与此同时，叶群也密封了一个亲启件给黄永胜。
当晚9时，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件，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，星夜飞回北京，并让王飞将密件亲自送给黄永胜。
11时30分，林立果、周宇驰来到北京西郊机场他们的秘密据点，同江腾蛟、李伟信一伙死党，策划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，谋害毛主席。
林立果在向这些同伙传达林彪手令的时候说：“现在正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的时候，首长决定在上海动手，并确定了三个方案：一是用火箭弹袭击B—52 的火车；二是调动炮兵营，用高射炮袭击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；三是让王维国趁着 B—52 接见时，在火车上直接开枪击杀！”。
接着，林立果转向江腾蛟，强势地命令道：“首长命令你到上海担任总指挥。你在上海起事后，王飞就会在北京策应你，率领空军直属警卫营直攻中南海！”
周宇驰插言道：“要去就快去。为了保密，坐火车去，到苏州下车，上海来车接你，你的代号是‘歼七’。”
江腾蛟当场表示：“坚决干！”
林立果又说：“这次要论功行赏。首长（指林彪）讲过，谁能完成这个任务，谁就是开国元勋。”
“你如能完成任务，副总理、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。”周宇驰随声附和着。
“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？有没有把握？”林立果间江腾蛟。
“如果都用上了，可能有六、七分把握。”江腾蛟回答。
周宇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：“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。打仗就是七分把握三分冒险。”
9月8日这一天，黄永胜、吴法宪多次同叶群通过电话密切联系。
9月9日凌晨，林立果趁着夜色的笼罩，从北京西郊机场的据点，秘密潜入空军学院，找到了“联合舰队”成员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、副主任刘世英、秘书程洪珍等说：“现在有些不识好歹的人，居然敢跟林副主席唱反调！我辈必须誓死捍卫首长，我要求你们要全力以赴，谁也不能当逃兵！”
林立果说完后，目不转睛盯着三人，直到确定他们没有退缩后，才拿出林彪的手令给他们传阅，并趾高气扬地说：“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‘571’工程，即‘武装起义’！谁敢临阵脱逃，杀无赦！”
这天下午，林立果一伙人在西郊机场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，江腾蛟在会上提出，如果毛主席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，就炸附近的小油库，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，搞得好，汽油流到火车附近，连车带人都报销了。
“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？如果有，炸铁路的办法最好。”周宇驰问江腾蛟。
“桥有好几座，但都有陆军看守。”江腾蛟回答。
接着，他又献策：“要炸铁路，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，铁路边又无其他部队。”
“现在来研究京、沪之间的联络问题吧。”周宇驰说。
江腾蛟提出：“如果B—52 到了上海，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，如他离开了上海，就说王维国出院了。”
9月9日这一天，在北戴河的林彪、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，通过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“高级接触”。
半夜，当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通话时，还发生黄永胜、吴法宪同时争着要同叶群通话的事，大大为难了电话总机的值班同志。黄永胜拿起电话同叶群一谈就是90分钟，吴法宪等得不耐烦，几次催促。
吴法宪同叶群通完电话后，即向死党胡萍（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）下命令：“叶主任（指叶群）来电话说，他们准备动，要用飞机，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，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，大飞机也都做好准备，随时可以用。”
9月10日，林彪、叶群指使周宇驰等人，强行从空军司令部要走了我国东北、华北、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，以及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，为出逃做足了准备。
同一天，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，派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，由林立果、周宇驰交给王飞，要王飞伺机送给黄永胜。那封信上写道：“永胜同志：很惦念你，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，保护身体，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谈。”所谓“有事时”者，亦即他们搞武装政变发难之时，或危急之际也。
9月10日这天，叶群、黄永胜之间继续通过保密电话密谈，共达五次之多，其中通话最长的一次竟达135分钟。
从9月6日到10日，这短短的5天里，林彪、叶群指挥林立果一伙在“联合舰队”的魔窟里，就是这样密谋策划着一场罪恶的武装政变的实施计划。
这五天里，毛主席仍在杭州的住所里，仍旧波澜不惊！
9月8日午夜，大家刚吃完夜餐，毛主席突然叫过身边的同志，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筑桥机场附近的专车趁夜转移。
9月10日下午3时许，毛主席又突然说：“现在把车调回来，我们马上就走！”并且交代不要陈励耘等送行。这一切是那么突如其来，使得陈励耘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3个多小时后，毛主席的专列驶进上海，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。这时在北京的林立果的“联合舰队”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：“王维国因病住院了。”
“摊牌”的时刻快要到了。林立果一伙按照“常规”推算，估计毛主席总得在上海停几天。但是，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了。
3月10日晚，毛主席到上海后，没有下车，就住在专列上。他要身边的同志往南京打电话，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。
11日上午，许世友一下飞机，有人就领着他乘汽车直驶毛主席的专列。
由林彪一伙安排在上海动手杀害毛主席的王维国，这时没有被允许上车。他长叹一声， 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。
中午，毛主席叫许世友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，王维国也被一同拉走了。
9月11日下午，毛主席的专车在江南原野上奔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，林立果一伙正进一步密谋策划杀害毛主席的具体措施。林立果说：“首长”的决心已定，先搞“南线”（指在上海地区谋害毛主席），接着搞北京。他问关光烈（驻河南某部政委），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。江腾蛟插嘴说：“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。”
林立果以命令的口气对关光烈说：“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，听江腾蛟的指挥。”
“我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，把喷火连运到上海，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。”关光烈回答。
“用飞机送，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”林立果说，“如果在上海搞不成，就在苏州附近的硕放炸火车。”
当晚8时，林立果、江腾蛟、周宇驰、鲁珉继续在西郊机场策划。“副统帅下了命令，要主动进攻，先把B—52搞掉。江政委（指江腾蛟）你这个‘歼七’在上海打头阵，争取在上海搞掉，不成就看鲁部长（指鲁珉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。有的是炸药，在铁路上一放，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。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—10轰炸。”林立果杀气腾腾地说。
江腾蛟在一旁打气说：“我是歼七，老鲁是歼八”。
周宇驰补充说：“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，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，把衣服脱下来，换上我们的人。”
话音未落，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，密报毛主席“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，现在已经过了上海。”
这时已是9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。毛主席的专车早已驶过苏州车站，安然地跨过硕放铁桥。
“主席，前面是蚌埠，停不停？”毛主席身边的同志问。
“不停。”
“济南快到了，停不停？”
“不停”。
“快到天津了，停不停？”
“不停”。
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，一路不停，直驶北京。快到丰台了。毛主席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，并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找来，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。专列最后驶进北京站时，已是9月12日的黄昏。
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，像是平地一声炸雷，把林彪一伙从的迷梦中震醒过来。连续6个昼夜苦心策划的阴谋顿时化为泡影。
这群家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林立果号啕大哭：“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。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啊........”
